时值金秋，当一大批法科毕业生开始职业生涯圆梦之旅的时候，中资律师事务所在后备人才的遴选与培养方面也正在面临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开始，中资律所越来越感到成熟型人才的匮乏，尽管仍然可以靠关系拿案源，靠挖角用人才，但是缺乏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越来越撼动着律所稳定的根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栾少湖深有感触地说。
　　“更何况，对于律所的长远发展来说，人才是竞争之本。一个值得引起中资律所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在人才发掘上，外资律师事务所丰厚的奖学金计划与成熟的实习机制使它们在竞争的起点上就超越了我们。”
　　的确，人才作为律所的活水之源，如何发掘，如何培养，已经成为志存高远的律师事务所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竞争从“游牧”与“农耕”的差距开始
　　“据我所知，在普通的省会城市的律师事务所，一般不会给律师助理发固定薪水，给律师助理多少报酬完全取决于每个律师的大方程度和经济状况。在广州，一般不会高于800元，在北京、上海一般也就1000－1500元。”一位网友这样讲。
　　于是，很多法科毕业生转行了。没有转行的，是那些处于生存边缘却又怀抱理想的法律人，他们往往“学未成，业未精”就飞出觅食，寻找案源，陷入一堆仅能维持生计的小案子中不能自拔，“未成才先折腰”，进而也使得挤入国际竞争的国内律师逐渐感受到后继乏人。
　　“中国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而且一般是不愿花精力和金钱在培养后备人才上面的。基本处于人才培养的‘游牧时代’，还没有洒水施肥的‘农耕概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所负责人告诉记者，“洒水施肥是要有成本的，这关系到律所的分配机制，关系到其战略及财务计划。如果这一切，还没有被环境的改变，没有被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竞争倒逼进墙角，可能就还很难意识到‘农耕’之于律所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对于这一问题，那些国际律师界的大鳄们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我们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在英国最著名的25所大学以及世界其他大学寻找合适的人选，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项目。”ClareHarris，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人力资源部主管助理说。事实上，很多英国大牌律所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有从大学即开始的长期的人才储备计划，并为此进行大量投资。
　　
　　差距之“源”及过渡之“艰”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蔡学恩就曾讲过一个关于他们律所过去的故事：“几个合伙人总是为如何使用助手争执不下，如果张合伙人只有1个助手，而李合伙人有3个助手的话，张合伙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争着也要用3个助手，虽然他的业务量或工作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律所的收入与支出要计算得很精细，多用一个人，律所就要多支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采用一种‘法定+灵活’的方式，即律所为每个（产权）合伙人（承担律所开支的）提供固定数目的助理，如果某个合伙人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他可以自己再加聘助理，但该助理的收入要由其本人承担。”
　　“事实上，这种故事还在被很多中资律所重演，而真正的人才投资与后备计划还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对此，国际大律师辜勤华形象地比喻说：“中资律所招人就像一场‘谈判’，我出这个价，你接受就来，不接受就找别人。而外资律师所招人更像‘结婚’，从对一个人选中和有意思开始，双方就要为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做准备，最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携手走上红地毯，交换戒指，并在心底互许期愿。”
　　的确，两种方式下的稳定性、持久性及其信用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用人理念某种意义上也就构成了人才培养上的差距之源。“事实上，这种过渡是很难的，因为人才培养意味着投资，而投资又需要律所的财力与利润分配模式上的支持，某种意义上，又与律所合伙人的财富积累相关。中国律师业刚刚经历了飞速发展的几年，或者，再过三五年，当收入在几百万的律师人群有了数年的积累之后，他们会有眼光与魄力去做这些事情。”有专家这样说。

　　“过渡期内应有所准备”
　　近一两年，随着更多的外资律所到中国安营扎寨，内资律所参与国际竞争已经不再需要走出国门，在国内就能感受到十足的氛围。
　　尤其在很多大型非诉项目的比拼中，纯粹靠关系的律所已经渐渐失去话语权，于是，唯有拥有真正的人才，才可能真正实现业务拓展上的从容淡定。这就要求中资律所从现在开始，对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就该有所准备。
　　在财力有限的初期，与大学的法学院展开深度的长期合作是必要的。现在，很多国际律所已在北大、清华、人大、政法、复旦等国内知名法学院设立了奖学金与实习计划，甚至很多国际学校间的互换计划中也有这些律所在幕后进行支持的身影，这当然对中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外资律所与中资律所在人才布局上的竞争开端。中资律所有必要尽其目前所能，在高校里播洒良种。                       
　　据《法制日报》